山东,古称齐鲁。商河，齐国时称麦丘邑，汉代置县，隶属多变，1990年划归济南市。商河人民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年复一年，世代相续，血汗滋润了土地，劳动改变了一切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艰难岁月里，铸就了劳动人民刻苦耐劳、勇敢刚直的性格，人们饱经磨砺而不甘自馁，在这苍凉浩瀚的鲁北平原上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歌哭于斯，发展了生产，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民间歌舞-商河鼓子秧歌。

　　所谓秧歌，它是民间歌舞的统称，但必须以舞为主方称秧歌。早在建国初期，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，他们发现商河的民间歌舞丰富多彩，五十年代末山东的专家根据全省情况，筛选出商河、胶县、海阳三县的民间歌舞统一定名为山东三大秧歌，即商河鼓子秧歌、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。当时商河民间歌舞形式很多，有伞鼓舞、花鞭鼓、凤阳花鼓、花棍、採茶、小车、大头、高跷、信子、龙灯、狮包、灯官、虎牛斗、荷花灯、独竿桥、二人转、旱船、跑驴、赶脚、行车、马叉、前场、撮擂子、揹媳妇、摇葫芦、打杈、哈哈等三十余种，其中“伞鼓舞”的舞蹈形式最完整，文化内涵最深邃，就重点挖掘整理，并逐渐把“鼓子秧歌”作为“伞鼓舞”代名词，叫的人多了，习惯成了自然。

　　鼓子秧歌因其人数众多，组织严密，形式完整，舞技强悍遒劲，场阵磅礴恢宏，既寓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感，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，被誉为“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，齐鲁文化的骄傲”，“是我国汉族男子舞蹈阳刚之美的集中表现，是舞蹈文化的瑰宝”，“在全世界范围的民间舞中也是极为少见的”。1955年、1980年、1989年、1992年、1996年、2002年六次代表山东省和济南市参加全国民舞大赛，五次获最高奖。199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”（民间舞蹈），1999年又去北京参加了建国五十周年大庆，在天安门前的演出活动，盛誉海内外。

　　源流剖析

　　鼓子秧歌所以被时代所喜爱，因其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，它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文化，起始于秦汉时期的抗洪斗争，成型于唐宋年间的兵祸战争，兴旺发达在明清，继承发展在当今。

　　1、 鼓子秧歌起源于抗洪斗争

　　黄河，“四渎之宗”、“百水之首”，它养育了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民族，但黄河自古善淤、善决、善涉，决口和改道极为频繁，公元11年河决魏郡，黄水自由泛滥近六十年。公元69年汉明帝擢用王景发民卒数十万修河筑堤，自荥阳东至千乘，才导大河经濮阳、范县、茌平、禹城、临邑、商河、惠民至利津、沾化一带入海，在商河的河道时称滳河、笃马河（古迹犹存，现称沙河），这一河道历经魏、晋、隋、唐没多大改变，直到1048年才改成现行河道。在黄河腰穿县境的岁月里，百姓屡受黄水危害，毁房舍、败田禾、饿殍遍地，民不聊生，“岁岁如此，其何以堪”。人生在世，一要活着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，就必须参与适应和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，黄河岸边的商河百姓，为了生存，群起奋勇抗洪抢险，导水排涝，灾后散墒抢种，辛勤劳作喜有收成，情不自禁拿起锅碗瓢盆、棍棒、簸箕、雨伞等随手用具，聚集在一起唱起来跳起来，抒发灾后余生抗灾"等丰收的欢悦心情，正如《诗经》上说的“情动于中而发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。随着抗灾夺丰收次数增多，人们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，体验到歌咏舞跳的愉悦情趣，参加舞跳的人数不断增多，进而道具就有了变化，也有了简单的舞蹈动作和舞蹈组合，这就是鼓子秧歌的雏形，这种民间传说的秧歌起源，虽无文字可查，但是可信，从现在鼓子秧歌样式里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抗洪抢险的复习和预演，如直接取名洪涝灾害的“漩海眼”、“大八叉”、“大乱场”等磅礴恢宏的场阵及金鼓轰鸣声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黄河当年浊浪狂涛咆哮肆虐，人们万众一心抗洪抢险激昂悲壮的场景。

　　2、 鼓子秧歌以武舞成型，舞魂锤炼于军事战争

　　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武力取天下，为维护统治都编制歌颂本朝武功的武舞，用于郊庙祭祀。如周代礼乐制度的“六舞”中的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就是武舞。唐代音乐依附舞蹈流传，唐太宗为秦王时，军中遂有《秦王破阵乐》，李世民又亲制破阵舞图《七德舞》，命大臣吕才等人教乐工128人，披甲执戟而舞。宋神宗六年，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，王韶在讲武之暇教军士习“讶鼓”，与敌军对垒时，以“讶鼓”振奋自己，震慑敌军。从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、《七德舞》、《讶鼓舞》与鼓子秧歌相比较，其意境、舞技、功利诸方面，颇有相似之处，鼓子秧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民间武舞（也可能是宫廷武舞，或是军队武舞），其社会功能无疑是用来鼓舞战斗情绪，是战争的预演和再现。

　　之所以说鼓子秧歌是在唐宋年间以武舞成型，因为它具有这个时代的精神特点。山东自古以来战乱频繁，商河地处腹地，更是兵连祸结，饱受兵燹之苦，血与火洗礼的商河人民不仅锻炼了骁勇尚武精神，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，并把战争中某些手段用于民间舞蹈，更由于商河作为齐国的臣民，长期受孔子、孙子文武二圣的文化熏陶，所编出来的舞蹈就具有“泱泱大风”古齐国的乐舞水平，经过千百次的演出，锤炼出军事化的组织形式，变化莫测的舞蹈阵式，粗犷豪放的将士风格，无往不胜的英雄气势，这就是山东大汉的气质，也就是舞蹈之魂。作为生命情调和冲动形诸人体律动的商河鼓子秧歌参加者，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，展示自己的力量，在美与力的旋涡里自我陶醉，它忽如猛虎下山，忽如短兵相接，忽如行云流水……但什么也不像，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的是一些虚的实体，是力的凝聚所向披靡，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。

　　鼓子秧歌的流传赖于祭祀活动

　　“祭祀”和“礼俗”是统治阶级约束人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手段。殷商以前，人们以目神为万物主宰，朝夕祭之。周代则以天帝为尊，节气（日）受祭，并和神农、后稷并而祭之，一直延续到清末。典仪非常隆重，上至天子、三公九卿、诸侯大夫，下至州府县衙，上下一齐搞，最初带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，后来逐渐变为习惯。《商河县志》记载的县城郊祭活动：立春前一日，官府率士民具芒神土牛，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，在日出前出东门，朝东南方向顶礼膜拜，日出时看太阳光芒能预知当丰农事好坏。上述可以看出，当政者需要通过“祭祀”、“以驭其民”，芸芸众生也趋于对命运的困惑，企盼神祖赐予幸福。农村的“礼俗”，则由族长率“渔读耕樵诸戏”，正月初七（人日）晚上到寺庙祠堂祭神拜祖，烧香包跑“行程”，庄严肃穆，献上三牲、三经，三拜九叩，烧柴禾烧纸钱跑“场子”，祈祷六个方面的要求：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多子多福，福禄吉祥，消除兵祸，远避罪疾。

　　由于“渔读耕樵诸戏”（现在称鼓子秧歌），常年参加“祭祀”、“礼俗”活动，成为封建社会惯性运转机制的一部分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利性，成了民间舞蹈价值取向的一种恒常因素，也就给了鼓子秧歌以生存和流传的条件，因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

　　3、 鼓子秧歌从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自娱性转化

　　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，从外地迁来大批移民，他们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，也带来了各地的乐舞文化在商河大汇合，民间歌舞从减轻劳动重负、祭祀驱壤、鼓舞战斗热情的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祝福游艺、自我娱乐转化，主调由庆重神秘演化为喜庆欢乐，明清时期兴旺发达。
鼓子秧歌当地俗称“跑（闹）十五”、“闹玩艺儿”，集歌舞杂耍于一场，是汉代“百戏”的延续。民间活动正月初七晚上祭祖，初八正式开始，十七晚上落伞，前后十天，其中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天为高潮。《商河县志》记载的城里“跑十五”盛况：“举国纷纷兴若狂，新正十四挂衣裳，明朝但愿无风雪，尽力逞才闹一场”，“是日士女云集，途为之塞，自晨至暮络绎不绝。”“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，酒筵悦歌竞为欢会，凡三夜”。农村则根据自身条件，将若干种文艺形式综合在一起，重点表演伞鼓舞，舞者不歌，歌者不舞，这种"百戏"形式的自娱性活动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借用简单的道具，先人传下来的技巧，把压抑的情感，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时空中，将平时说不出来、不敢说、不能说的话，把窝在心里的酸甜苦辣，一古脑地通过身体各部位的律动，亦舞亦蹈亦说亦唱地宣泄出来，得以心理上的自我调节，自我安慰，自我解脱，重打锣鼓重开张，以期待来年胜今年。

　　4、 鼓子秧歌的继承发展在当今

　　商河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漫长封闭的自然经济，不仅滞缓了生产的发展，也使民间舞蹈带上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，舞蹈技巧（尤其是“头伞”领场子）是父教子、子教孙辈辈相传，组织形式是封建 家长制的因袭，它不仅造成鼓子秧歌鲜明的区域性特点，并因裙带关系的局限性，在全县逐渐形成三种伞鼓流派，尽管各种流派相互渗透，形成各具风格的“一个村一个样”，但由于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，虽然千百年流传下来不走样，但“提高”相当缓慢，粗看起来年年都是老一套，并被当政者认为它是民间杂耍不登大雅之堂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尤其在日寇入侵的八年里，人民痛苦，秧歌几乎绝迹。1945年商河解放，伴随着发展生产，参军支前，群众性秧歌出现热潮，成了人民获得新生精神风貌的写照。

　　组织分工

　　 鼓子秧歌通常以村为单位组织活动，一般的秧歌队一百多人，因鼓子秧歌源远流长，千百年来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，即军事化的组织形成，保证了演出顺利进行。其成员分三部分：（一）行政后勤，包括秧歌头、管事、外交、箱官、炮手等；（二）演员，包括博士、伞、鼓、棒、花、丑等；（三）乐队，包括大鼓、钹、镲、锣等。成员分工如下：

　　 秧歌头：秧歌队总负责人，通常由热心秧歌的族长或德高望重的人担任，现在一般由支书、村长担任。
　　 管事：三五名有经验的中年人，既承办组织活动，又负责安全保护。
　　 外交：亦称“探马”，由两名精干的中年人担任联络工作，懂礼仪，有应变能力，演出前十字披红跨骏马，来往在秧歌队与演出场地间通风报信。现在改骑摩托车或自行车，只在车把上系一红彩球表此身份。
　　 箱官：三五名老成持重的人，演出时看管棉衣、车辆、杂务、并备有简单药品。
　　 礼官：亦称“揹口袋的”，一二名忠实可靠的人，在演出结束时背条口袋接受对方馈赠的礼品，如烟、酒、糖等，回村后平均分给大家，称“分疙瘩枣”。
　　 炮手：秧歌队出发前鸣炮三响，以壮声威。炮分牛腿炮和坐地炮两种。
　　 博士：编导。一个能掌握各类角色基本功和通晓场阵变化并被大家公认的人，一般担任“领伞”。
　　 “伞”：有“头伞”、“花伞”之分。“头伞”多以4、8人配置，其中一、二把手是“领伞”，　　“花伞”是“花”头领，人数一般与“头伞”相等。
　　 “鼓”：亦称“鼓子”，秧歌队的主力，多以24、32、48、64人配置。
　　 “棒”：亦称“棒捶”，青年男性扮演，人数少于“鼓”，多以8、16人配置。
　　 “花”：女角，分地花、跷花两种，建国以前是男性扮演，建国后为少女、少妇扮演，一般16-32人。
　　 丑：亦称“外角”，男性扮演，多扮成“王先生”、“二癞子”、“傻老婆”等。
　　 各类角色服饰均受戏曲影响，以潇洒、稳健、英武、俊美为主调，“丑”则以丑为美。
　　 乐队：大鼓1、钹2、镲2锣2，大鼓为指挥，熟知场阵变化，与“领伞”配合默契。
　　 编制：“头伞”、“鼓”、“棒”、“花伞”“花”的配置比例一般为1：4：2：1：4，“丑”为双数，一般2-4人。
　　 经费：百多人的秧歌队耗费是很大的，习惯作法是群众文化群众办，由管事挨家挨户敛钱，主要用于购置打击乐、绸子、灯具等，其它如伞饰、服装、道具及伙食等一律自理。

　　三、 演出活动

　　 近代鼓子秧歌民间的演出活动主要用于村与村之间的文化交流，一般有三种情况，一是平常有来往，关系好的村，打个招呼即可送秧歌上门；二是平时无来往，以后在生产生活中又要发生联系，须经“探马”的“一探一报”；三是因某种原因两村闹矛盾，或有重大需求，须经“探马”的“三探三报”，炮手鸣炮，族长率队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，礼仪极其隆重。

　　 秧歌整个演出活动包括进场、辟场、按场、跑场、煞场、出场六个部分。

　　 进场：秧歌队在村外整队，客村以最高礼仪接待，设香案，置肴 馔果品，鸣鞭炮，头面人物全部出迎，客家抬鼓，鼓乐前导，“行程”进村，若客家秧歌队尚未出村，则以“行程”迎接，导引至演出场地。“行程”亦称“街筒子”、“进出街”，有“二路”、“三路”之分。“行程”水平基本上能反映出该队舞蹈水平，它既有统一规范的集体舞，也有小范围的“伞鼓舞”、“伞棒舞”和“伞花舞”，演员既有小范围的不同角色的舞蹈组合，又有全部角色的层层“驳花”，在炽热的鼓乐节奏里，“行程”宛如游龙，翩如惊鸿，粗犷豪放中充溢着阳刚之美，热情奔放的娴熟技巧，令人回肠荡气不能自已。

　　 辟场：秧歌队小型的五六十人，大型的二三百人，演出场地小如篮球场大则需大场院，“跑十五”是一年一度盛大的文艺活动，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幼早已集结在演出场地水泄不通，必须辟场才能演出，大鼓定位后，辟场的方法有探马开场、武术打场、鼓棒冲场、鞭炮炸场、高跷踩场、见彩吓场、龙狮扩场，“丑”在场外即兴演出称之引场等。这些方法以不伤人为前提，观众嘻嘻哈哈挤来挤去，非常热闹。

　　 按场：辟场后，头伞各领己队圆场，到达两门，第一领伞在正门晃动驳棰，鼓乐随即变化节奏，跑场开始。

　　 跑场：是演出的高潮部分，场子借鉴古代战阵、与仪仗队、土木建筑、生产斗争、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品、吉祥图案及动植物形象等，世代演练出一百多个秧歌阵图。
秧歌场子从速度、力度可分为文场、武场、文武场三种。武场速度慢，清晰浑厚，文场速度快热烈红火，文武场介于二者之间。一般演出每场只跑十几个场阵。
煞场：曲线流动的场子演化至“八趟街”，队员集结成方阵，“领伞”用驳棰点鼓，队员和鼓乐猝然煞住，异常壮观。

　 出场：煞场后，“伞”、“鼓”、“棒”、“花”在周边上休息，客家散烟糖表示慰问，“丑”和歌舞杂耍演员上场表演，秧歌队员休息后即返场演出，场子不同于前场，最后还是“八趟街”煞场，客家将已准备好的烟糖赠送秧歌队，由礼官装入口袋背走，客家再次抬起大鼓，鼓乐仍作前导，队员＇行程＇，全村人送出村外，演出结束。若两村原有矛盾，此时便捐弃前嫌和好如初，展现了淳朴的民风和憨厚善良的美德。

　　 商河鼓子秧歌是民间大型舞蹈，因其威武雄壮、氛围炽烈，有强烈的时代节奏感，表现出山东大汉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魄，是劳动人民能量、力量、坚韧性的显现，是民族优秀舞蹈文化积淀的硕果。古舞古貌谱新史，新姿新态新篇章，勇敢刚直、聪慧朴实、能歌善舞的商河人民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必将创造出有崭新时代精神与浓郁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民间舞蹈，风靡全国并屹立于世界民舞之林。